西河郡于西汉元朔四年(前年)设立，东汉内徙。汉代西河郡地域范围，主要在广义上的河套地区，除鄂尔多斯高原西部一些内流区与闭流区外，大体上属于黄河流域。
分布在汉代西河郡地域范围内不可移动的考古遗址，及涉及汉代西河郡的文字史料。其中，前者主要包括了城址、墓葬、长城等，后者则包括考古发掘所得及其传世的简牍、官印、封泥、刻画、画像石、题记、铜器铭文等。
西河郡作为边郡，在两汉时期的地位十分重要。西汉时期，自卫青漠南之役收复河南地后，便设立西河郡，后几经扩展，西汉末年时，西河郡辖县三十六个，为当时的大郡，且地处西汉王朝核心区域关中地区的北缘、与匈奴政权冲突的前线，兼控制山陕间跨河交通，具有显赫的战略地位。
据《汉官旧仪》记载，关中地区北部门户上郡、西河郡太守为万骑太守，月俸二万，高于其他边郡太守。至东汉时，西河郡美稷县成为南匈奴单于庭所在，并于此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保护、监管归附的南匈奴。
之后西河郡屡经战火与变乱，东汉末年，西河郡迁治所至离石，直至东汉灭亡。西河郡是汉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边郡，经历了西汉拓土置郡到东汉内徙侨置一轮完整的“生命周期”，也经历了汉代政治秩序从建立到溃散的完整过程，对于深入了解汉代郡县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价值。
汉代西河郡的考古材料较为丰富，仅已经发现的汉代城址便有四五十处之多，墓葬、长城、出土与传世的文字材料等更是比比皆是。但目前对汉代西河郡的研究虽多，却往往大多立足于文献史料的梳理考订，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多是简单的引证，未能立足于考古材料本身，发掘其内在发展脉络与规律；
而涉及该区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却往往是立足于河套地区、北方地区等更加广阔的区域，未能聚焦于汉代西河郡一隅之内，冲淡了汉代西河郡材料自身的特征。因此，对汉代西河郡的考古学材料，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与研究价值，现将目前的研究状况略述如下：
其一，关于西河郡边界及该区域的研究。
关于西河郡边界的研究，王文楚所撰专文《西汉西河、上郡、北地三郡边塞考》对西河郡西部边界有所讨论；而后史念海的《新秦中考》、李新峰《西汉西河郡西北边境考》、张文平《西汉眩雷塞小考》、周运中《西汉西河、北地、上郡西北边界考》、李鑫鑫《西汉“眩雷塞”新考》都涉及西河郡西北边界的问题。关于西河郡沿革的问题，梁万斌在《西汉河南地归属新考——兼论河南地之政区调整》一文中对河南地元朔四年后的政区调整做了考证。
汉代西河郡有十六个县失考，是《汉书·地理志》郡一级政区中失考最多的郡，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也为我们探讨该问题迎来了一定的可能。陕西师范大学艾冲与其硕士博士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索，将西河郡全部失考的县城一一与考古遗存相对应，并标明位置。
其二，关于汉代西河郡的考古学材料研究。
汉代西河郡区域内的城址，伴随着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而不断被发现。李逸友、汪宇平早在年、年时，便对广衍故城与红庆河城址做过调查。年，文物工作者又对杭锦旗的霍洛柴登城址进行了调查。李逸友在《论内蒙古文物考古》一文中，对该地区许多城址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展开，各地城址的详细信息也被收入各省市的文物地图集中。
关于汉代西河郡城址的统计与研究，当推王晓琨的《战国至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城址研究》一书，该书详尽的统计了河套地区秦汉时期的城址，并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知识对其进行分类整理研究。
陕北地区的汉代城址研究，主要集中在几篇硕士论文中，王有为的《由汉圜水、圜阴及圜阳看陕北榆林地区两汉城址分布》系统探讨了汉代西河郡的重要城市圜阳、圜阴，并在吴镇烽探讨汉代画像石基础上指出，汉代陕北的重要河流圜水即是今无定河，并系统论述了圜水沿岸的城址分布状况。
白茚骏的《陕北榆林地区汉代城址研究》则在新的文物普查基础上，对陕北的汉代城址位置、形制、等级、选址原则进行了探讨，李博《榆林地区战国秦汉城址历史地理研究》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榆林市范围内的战国秦汉城址进一步细化研究。河套地区与陕北地区自然包含汉代西河郡的大部分地域，但上述著作着眼点是整个区域内考古学城址的兴废与发展脉络，而非局限于探讨一郡之地的城址在汉代的兴衰废替。
关于汉代西河郡区域内的墓葬研究，蒋璐《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可谓集大成之作，该书由其博士论文11改写增补而成，系统的搜集了截止到年底的北方汉墓资料，对其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做了系统统计，并结合其分期与阶段性特征，分析其发展特点与背景，并对部分墓葬的族属进行了探研。
当然，该书立足的北方地区这一概念远大于汉代西河郡的地域范围。赵芳超的硕士论文《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墓研究》，聚焦于东汉时期西河郡东部陕北地区和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墓，对墓葬形制与陪葬品的划分整理更为合理细致。当然其研究对象作为墓葬形制，因而范围与汉代西河郡并不完全重合。除此之外，还有散见于文物地图集中的一些墓葬资料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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