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代西河郡西部内流区中首屈一指的大城，霍洛柴登城址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有必要对其做一番考辨。
霍洛柴登城址依山环水，北面为起伏较大的丘陵山地，东、南、西三面地势开阔平坦。柴登河自城址东侧流经城址北侧，顺城址西向南方而去。城内地势较平坦，北部略高。形制呈“回”字形，如今内城城墙已经消失，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南、北、西三面城墙断续可见，呈土垅状微凸于地表，墙基用黏性较强的白泥夯筑而成，宽约13米，残高0.5~2米。
城内中部有一条东西向街道，宽约50米；西侧中部有大型建筑台基，其东北有铸钱遗址，出土“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泥质钱范。东北角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铸铁遗址，有厚达5~6米的炼渣堆积以及坩埚、鼓风炉残块。城内文化层厚约0.8米。
近年来，对霍洛柴登城址的发掘成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其一为发掘钱范烘焙窑及铸币窑各一座；其二为发掘五座烧制陶器窑址。发现钱范的时代为新莽，均陶质，有正范和背范，钱文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等。发掘的五座陶窑均位于城址外西南侧，这一带红土深厚，且临近水源，应是城址附属的窑址区。
霍洛柴登城址的年代一般定于汉武帝至王莽时期，从散落的新莽时期钱币可以看出在东汉其未被沿用。此外，陶窑形制也可为断代提供佐证，从陶窑的类型学序列，可看出这些陶窑的使用年限在汉武帝至王莽时期。
对于霍洛柴登城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究竟对应西汉时期的哪座城邑上。目前，学界依据“西河农令”将其推定为西河郡所辖之地，这点上分歧不大；而在其具体应是西河郡所辖何县上，则有较大分歧。有平定县、大成县与广田县之说。考订霍洛柴登古城建制，须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与文字史料相互印证，并充分运用自然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材料，进一步阐释古城兴废背后体现的汉王朝边疆治理策略的转变。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西河郡郡治为富昌县。如果霍洛柴登城址作为西河郡郡治，偏西的位置远离了西河郡城邑分布重心所在，是难以起到整合统领作用的。至于富昌县的地望，《水经注》、《说文解字》均将其与汇入黄河的湳水相联系，无论湳水为哪条河流，也决计不会与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的霍洛柴登城址有关系。
沿用至东汉的大成县(东汉改名为大城县，归属朔方郡管辖)与平定县，与霍洛柴登城址新莽后便遭到废弃的断代不符。从霍洛柴登城址的规模来看，无疑是西汉边郡第一等的大城，霍洛柴登城址的规模及内、外城的结构，与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塔利城址甚为相近。塔利城址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塔利村北侧，分为内、外两城，外城平面接近方形，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处，平面亦近方形，边长约米，城墙四角有突出的角台残迹。塔利城址被推定为西汉时期云中郡陶林县，兼为云中郡东部都尉治所，与之相近的霍洛柴登城址，也应是西河郡的一处部都尉驻地。其地处西河郡北缘，临近朔方郡。因此，霍洛柴登城址为西河郡增山县兼西河郡北部都尉治所的可能性最大。
增山县最显著特征是，位于通往西河郡西边要地眩雷塞的交通路线上，即《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有道西出眩雷塞”。依据最新的长城资源调查成果，考订眩雷塞为以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兰布拉格障城为中心的哈鲁乃山南麓列燧。黄银洲研究发现，霍洛柴登城址处在西向至黄河的东西向交通路线上。
这一观点非常值得重视，但是其研究是基于遗址空间分布的分析，重建的只是大致方向，并不一定与实际交通线重叠。现结合考古遗址与水文地质资料，做进一步的探讨，以考订交通线路与选址原则。
霍洛柴登城址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内流区，影响城址与交通线路最大的因素便是水资源的分布，特别是浅层地下水的分布。该地区地表水与浅层地下水均向盆地内部的低洼处径流，杭锦旗梁外地区在白垩系沉积时是一个大型的内陆坳陷盆地，因而白垩系沙层为杭锦旗梁外地区的主要含水岩系。
富水的白垩系地层在霍洛柴登城址附近埋深较浅，富水性好，是水量极丰富的自流水区，附近曾经分布有大量泉水。这是霍洛柴登城址得以立足的根本条件，也是向来论者容易忽视的一点。在其他三面开阔的空地上便于耕作，东、南、西三面分布的墓葬、及“西河农令”印都暗示了，在西汉时期，霍洛柴登城址附近，应当存在过相当规模的农业活动。
霍洛柴登城址向西16公里是内外两重城的敖楞布拉格城址，也是西汉时期一座较大的城址，内外两重城显示其负担较强的军事职能。敖楞布拉格城址东南约米处，有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敖楞布拉格墓群。该地浅层地下水埋深同样较浅，之前曾存在自流泉。
敖楞布拉格城址再西北四十余公里，有伊和乌素林场遗址、农业队遗址、摩仁河城址，规模虽然相较前两者偏小，但分布密集。摩林河是一条内流河，发源于内蒙古杭锦旗伊克乌素东部的沙日摩林嘎查，伊和乌素的摩林河两岸分布有自流区，伊克乌素与霍洛柴登均是潜水埋深浅、富水性较好的典型地区。
摩仁河城址再西北至黄河约八十公里，其间目前未发现西汉城址遗址，但该地区地下水处于与上述两地相近的水平线上。鄂尔多斯临近黄河的西侧地区，发育有不少汇入黄河的沟谷，从摩仁河城址西至黄河也不难沟通，只是距离偏长。
西汉的军事据点和驿置，分布受制于当地聚落，聚落稠密地区每段之间距离较短，聚落稀疏地区每段间距较大，西汉时期长安至姑臧，每个节点间的距离，从7.7千米(长安-渭城驿)到69.7千米(枝阳-令居)不等；在西北地区的酒泉郡，相邻驿置之间的道里长短不一，长的达99汉里，短的则50汉里,每个站点平均相距28.9公里。
考虑到汉代每日行距，髙村武幸曾根据简牍做过估算，尹湾汉墓主人师饶平均日行距离为30-40公里，而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较差的居延地区则为每日30公里。而军队行军时考虑军事因素，一般稍低于该数值，
常彧以此笼统估计汉军日行四十里，稍显太低，结合汉简资料，应当在每日六十汉里上下。与之近似的是，霍洛柴登城址-敖楞布拉格城址-摩仁河城址一线节点之间距离，大体上也在此范围内。该路线分布基本受限于该地区浅层地下水的高程，其年际间的水位动态变化主要受降水的直接影响，古今变动规律比较一致。
在综合考虑考古遗址与水文地质资料后，“霍洛柴登城址-敖楞布拉格城址-摩仁河城址-黄河”这一东西向交通路线可以成立。加上黄河西侧眩雷塞的存在，可以推定该线路为增山县西出眩雷塞的交通路线，也是西汉时期军队西出西河郡的眩雷塞道，霍洛柴登城址当是西河郡增山县兼西河郡北部都尉治所。这一路线的推定，为霍洛柴登城址西汉西河郡增山县兼西河郡北部都尉治所的考订，又增一新的证据。
西汉时期，为何要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维系如此庞大的城邑体系和军事通道呢？主观方面，西汉政权选择经由西河郡出兵攻伐匈奴，是战争形势变化造成的必然。随着西汉与匈奴战争的进行，匈奴政权的中心不断向西北移动，从“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日渐发展成“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与之相应的，西汉政权与匈奴政权爆发军事冲突的地点也向西北移动，西河郡方向日渐被重视。
凡是汉军出西河郡的军事行动，绝大多数都是与居延、酒泉等河西地方的军队配合行动的。驻扎于居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曾被要求遮拦匈奴入侵西河郡的塞道，“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营之道”，天汉二年，从西河郡出兵的军队与居延方向的强弩都尉路博德会师于涿邪山。西河郡出兵塞道眩雷塞，更在朔方郡之西。
因此，为了保障西河郡出兵需求，从侧面配合河西方面汉军，有必要建设一个庞大的后勤系统和保障一些重要的交通路线。正如劳干所述，西汉时期“塞”是一个牵涉相当大的组织，就前方来说，是以郡为中心，再分到各县及侯官以至于烽燧。
就后方来说，还有保障一个庞大的后勤系统和几个重要的交通路线。霍洛柴登城址地处西河郡出塞路线交通冲要，负担有后勤的重要任务，庞大的城市规模、农官系统、大量钱币的铸造以及铸铁的遗存等，都生动地阐释了这一点。
客观方面，经营从西河郡的西出塞道，也是出于分摊后勤压力的考虑。西汉时期行军路线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路线的后勤承载量。卫青出塞时，曾因“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故而分兵行东道。因此，西河郡塞道的设置，使西汉政权能够将尽可能多的军队输送至战场。之后历次大规模攻伐匈奴政权时，均有一支部队从西河郡出塞。
马孟龙在考订宁夏盐池县张家场城址为汉代上郡龟兹县后，做出以下结论：“这表明上郡境内安置的归附游牧部落主要分布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南缘，而非以往所认为的陕西榆林地区。”这一重要发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西汉属国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分布状况。
在自然地理上，鄂托克-四十里梁分水岭西侧、白于山北侧这一广大地区内，除都思兔河流域，其他均属于鄂尔多斯内流区。以此为界，鄂尔多斯高原大致上呈现出东西迥异的态势，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农牧交错带也未能越过该线以西。西汉时期，东部外流区以农业为主，古城遗址分布密集；西部内流区以畜牧业为主，古城遗址分布稀疏。
西部内流区，能开展农业活动的个别区域，则多是浅层地下水埋深较浅的地区，如霍洛柴登城址周边等。萧关之北的“新秦中”部分地区曾一度隶属于北地郡，后才部分划归西河郡，其中并无多少城邑建设，更适宜于畜牧业的经营方式。此外，还可能被用于安置匈奴政权的降者，存在一定的属国都尉分管统辖。汉宣帝时期，“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在此之后，西河、上郡的属国曾经叛入匈奴。这些属国，最有可能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之间。
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存在几座规模庞大、军事属性显著的汉代城址，如吉尔庙城址、水泉城址等，有可能为属国都尉治所。黎明钊指出：“属国的内部空间不足以支持内附的游牧族群维持原来的生活模式。在生活空间减少的情况下，虽然属国民仍保留原来仟、佰的部落组织，但部分人群似乎开始过着定居活。”这些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的“大城”，便可能由此而设立。从西河郡出塞，亦有就近征调属国兵的便利；属国兵作为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日渐重要。
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内流区以霍洛柴登城址为代表的城邑体系，其兴建始于西汉政权的战争形势需要，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与缓和，以及西汉王朝的灭亡，自然也随之荒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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